武汉七天天气预报15_武汉天气十七中学

1.老舍从哪些方面描写了除夕的热闹场景?

2.求竺可桢资料

调查：近4成人认为端午节商业味过浓2009年05月30日 09:09CCTV《新闻1+1》2009年5月29日播出《端午：我们如何面对？》，以下为完成台本：

中国启动端午节申遗程序，湖北做代表，三省四地端午习俗联合打包申报。祭屈原、插艾草、吃粽子、赛龙舟，当端午习俗以传统形式被热闹保留，我们该如何传承其文化内涵？当传统节日在现代社会渐行渐远，我们该赋予传统文化怎样的创新符号？当众多国家同庆端午佳节，我们在分享中又该怎样呈现中国味道？《新闻1+1》为您解析。

主持人 王跃军：

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1+1》。

昨天是端午节，端午节应该怎么过？过什么？节前某地对一千名中学生进行了调查，结果90%的学生仅仅回答出了吃粽子、划龙舟，这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们传统的民族节日被边缘化、被浮浅化这样一种迹象。那么现在有人提出我们端午节应该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这样的一个申遗的做法是不是就能够提升我们现在传统节日它的生命力，提高它的影响力呢？今天我们特别请来了中国社科院文化研究中心的副主任章建刚，欢迎你。章主任，我们首先一起来看一看，关于端午节申遗的进展情况。

(短片)

2009年5月29日《朝闻天下》主持人：

据新华社消息，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有关负责人介绍说，湖北省已经代表我国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端午节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目前端午申遗已经进入到初评的阶段。

解说：

端午节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在今年的端午节，人们除了吃粽子、赛龙舟，还把这两者联系在了一起。据了解，今年下半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进行评审，然后具体公布。那么这次的申报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又涉及到哪些方面的内容呢？

江清和 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

这次申报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我们按照文化部的要求，我们就做了申报文本，然后编辑一个申报片。端午节这个项目共有四个单位，一个是湖北的秭归、黄石，还有就是江苏的苏州和湖南的汨罗，介绍一些端午节的名称、端午节的习俗、端午节的由来、它的一系列的表现形式等等，然后与相关的申报地区共同办理一些申报的手续。

解说：

其实以端午为内容的申报除了中国的这次努力之外，韩国早在四年前就已经先行一步。2005年，韩国的江陵端午祭就已经申报成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这在当时也引起了中国民众的强烈关注和争议，甚至于响起了保卫端午节的呼声，颇有点悲壮色彩。如今再次面对端午节申遗，公众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

有网站针对这次申遗展开相关调查，在有近三万人参与的“你是否支持我国启动端午节申遗”的调查中，有近九成的人表示支持，更有74.9%的人对这次申遗表示有把握。那么作为申办的一方，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江清和：

从理论上说，这个应该说把握很大，前几年韩国当时的端午祭通过的时候，当时在国内确实引起了一阵波动，当时社会认为就是说，就像商标一样，韩国抢注了我们的商标，其实不是这样的，韩国的端午祭跟我们中国的端午节有一点点联系，但并不是一个东西。韩国和中国的表现形式、呈现的方式、一些风俗习惯是有些区别的。韩国报端午祭跟中国报端午节这不矛盾，也不冲突的，也不影响的。

解说：

如今当端午节成为了我国特定的节日文化，传承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中，我们该如何看待这次申遗？我们的申遗究竟为了什么？端午节申遗又能否让这一传统节日再次焕发出生命力？

主持人：

对于像端午节申遗大家觉得把握性很大，但是多少也有一定的争议。我们也看到，像端午节的申遗有人说，使我们的传统节日能够发扬光大，靠申遗只是一个外部力量，你觉得像这样一个节日把它发扬光大，很大程度上应该在我们民族内部产生一种力量，对这种争议您怎么看？

章建刚 特约观察员：

我觉得申遗的工作呢，我觉得我们这次是它的规则也有些变化，它也不限制你提出多少项，我们大概是几十项的一个总的一揽子的计划，所以我想申请下来应该成功的希望还是非常大的。至于我们跟韩国之间，我觉得大家可以分别地做这个事情，这个前一段我去韩国，跟他们也讨论这个问题，我觉得韩国社会在现代化的进程上，可能比我们走得还早，所以对于文化遗产的问题、文化资源的问题，他们相当重视。所以他们能够先行一步，我觉得也是值得祝贺的。

主持人：

那比如像韩国的端午祭，我们叫端午节，实际在有些内容上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其渊源应该说基本上是相似的。它申请成功了，对我们申请是不是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章建刚：

好像教科文组织在这个问题上并不是说只会批准一个国家有这样的习俗，它毕竟要看端午节这样的习俗在古代东方很多的地方、很多的民族其实都有这样一个习俗，所以我认为应该不会有冲突吧。

主持人：

像端午节这样的一个节日，它里面有很多相应的比如活动或者说一些传统的习俗，刚才我们提到说某地的中学生调查的结果只是吃粽子，只是说划龙舟，包括我们现在对它也有不同的这种说法，是纪念屈原呢，还是纪念伍子胥呢，还是说它本身是一种驱邪避灾这样的节日呢，怎么样来对端午节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章建刚：

我觉得像具体到端午节这样的节日，其实它有一个很长的发展的过程，而且它自身呢确实是带有一种特征。其实最早的时候呢，端午节主要是人们在进入夏天的时候，他要过一个节日，就好像春天的时候我们有春节，那么夏天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夏节。

主持人：

为什么要过这个节呢？

章建刚：

到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季节的变化，我们人体有很多东西跟自然界互相会发生各种各样的联系，比如说夏天，天气很炎热，我们可能身体有一些地方需要调整。我们也可能会接触更多的，比如说潮湿的、闷热的这样的天气，所以我们自身要调整这个身体，有时候不够呢，我们还需要借助一些草药这些东西来调整，所以我们有喝雄黄酒，用艾草或者菖蒲来泡水、来洗澡等等，这样的一个趋势。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我觉得这个节日里边，可能还有一些跟我们农耕生产方式有关的一些习俗，所以比如说我们满族，他可能是狩猎的民族，所以过这个节的时候，他会射箭。另外一些农耕的民族，他可能会比如划龙舟，或者抓鸭子，他在水里边活动，跟他的农事活动可能是相关的。

在它的发展过程中，还有一方面，就可能跟一些具体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相联系。当时的中国地域也是很广阔的，所以不同的历史事件发生了以后，这个节气就会加入，在不同的地方加入不同的内容，所以就像我们这次申报的端午节，在湖北、湖南主要是纪念屈原，在苏州可能是纪念伍子胥的。

主持人：

我们说使我们的节日发扬光大，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弘扬我们民族的文化。我们还回到申报这个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事件当中来，您觉得像申请成功了，这个端午节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果成功了对于我们来讲，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章建刚：

首先，当然申报的意义就在于说要表明我们的政府、我们的所有的全体人民意识到了保护文化遗产它的重要性，它有这么样一个决心，有这么一个愿望，要把我们的传统的文化充分地把它挖掘出来，保护好，这也是让世界各地的人民都知道这个事情，也欢迎他们来了解我们这样的风俗，我觉得这个是主要的意义。

像教科文组织这样的国际组织，它一直在为全人类的和平发展在做工作，由这样一个组织向世界来宣传这样的一些代表作，来认证这样的东西，我想它会确实比我们自己出去说，让我们一个一个个人出去传播的话，那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主持人：

你刚才提到说能表达我们一种态度，能让外面来看到我们很多内在的东西。但从我们内在的角度来讲，只从我们内在的角度讲，申遗会对我们文化的传承起到什么作用？

章建刚：

申遗起码首先是让所有的人民都知道这样的事情，你比如说端午这个故事到底有多少种版本，其实我想很多人并不知道刚才节目里也看到了，大家就知道吃粽子、划龙舟，其实它的形式还很多，比如说浙江的宁波，还有一些叫曹娥祭，像这些内容我们其实也没有更多的去挖掘，通过这样一个广泛的宣传呢，可能大家都去找这样的资料，通过挖掘把它的内涵充分的能够把它揭示出来。

主持人：

我想申遗呢无疑要有所花费的，大家可能就会想到，它要动用人力、动用财力，这种端午节的申遗从成本和收益的角度来讲，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比例关系？

章建刚：

成本的问题要看我们怎么去计算，如果说仅仅是做一个文本，包括拍一些电视片，那我觉得这个成本并不是很大。如果是我们这两年，我们各级政府呢都在推动这个公共文化服务的事业，通过这个申遗的过程呢，它也要把群众性的文艺活动，这种文化活动，把它开展起来。在这个方面做的事呢，我觉得它不是单纯为了申请遗产的项目，它实际上是和我们整个老百姓的文化生活是相关的，这个应该说是物有所值的吧。

主持人：

观众朋友今天和大家所谈论的话题，是由端午节要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来引发的，如何能使我们的传统节日它的内在或者它的内涵进一步发扬光大呢？稍候我们将继续。

应该说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对于像端午节等一系列的传统民族节日把它边缘化了、把它浮浅化了，这样的趋势应该说存在一定的迹象。的确对于这种传统的文化节日它的内涵的这种淡漠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接下来我们看一个片子，来了解一下。

解说：

“五月五日天晴明，杨花绕江啼晓鹰。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这是一千多年前唐代诗人描写端午佳节热闹场面的诗句。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始于春秋战国时期，民间流行的说法是，端午节是为了纪念爱国诗人屈原，这一天人们会吃粽子、插菖蒲、喝雄黄酒、进行龙舟竞赛等活动。如今当有两千多年历史的端午节习俗承袭下来，并成为国家法定假日的时候，却有人呼吁“莫让端午节变成粽子节”，还有人感慨“端午依旧过，粽子在飘香，龙舟在疾驶……除了这些端午还剩下些什么？”

近日，一项关于端午节的网络调查显示，62.51%的被调查者认为，人们自己忽视了端午传统，不够重视。有37.49%的人认为，端午的商业味太浓了。有41.81%的人在端午节最想做的事是在家休息。

事实上今年的端午节活动由于不同的地域文化背景，各地呈现出冷热不均的状况。在南方，特别是屈原故乡所在的湖北省，以及联合启动端午申遗的一些省市，端午节活动热闹非凡。在湖北秭归端午文化节的重头戏是龙舟比赛，一些选手的帽子还用竹子和笋叶编织三只小鸟，象征着屈原的妹妹呼唤哥哥回来。在武汉东湖之滨，一群身着汉服的大学生向屈原像行祭祀大礼。而在我国其他的一些地方，端午节活动则更多与吃粽子有关，例如各地举行的包粽子大赛，其中南京和专门举办了外国人包粽子大赛。而对于一些上班族来说，趁着端午小长假去周边旅旅游是最重要的。端午节已经被简化为，去超市买几只速冻的粽子。很多人除了知道它和纪念一位名叫屈原的诗人有关外，对它所蕴含的其它文化意义知之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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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九成学生只知端午吃粽子 成年人嫌过节单调

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到底该如何普及？

粽子节快乐！昨天是我国传统的端午节，但许多中小学生见面的第一句祝福语却用粽子来代替。

27日，重庆华夏国学研究院就中学生对端午节的认识进行了一次调查，结果显示在九成以上学生的心中，吃粽子几乎成了端午节的全部内容。

如何过端午知之甚少

这项调查在我市字水中学、朝阳中学等5所中学的1000多名初中学生中进行。对于端午节的来历，学生们显得并不含糊，都表示这是为了纪念伟大的诗人屈原，吃粽子则是为了“让屈原的尸体在河里不被鱼吃掉，所以把粽子丢在河里”。

但对于如何去过这个传统的节日，学生们则表现出困惑来。他们能列举出的过节内容少得可怜，90%以上的学生只能列举出吃粽子、划龙舟这两样，挂陈艾、喝雄黄酒等少数几种课本上见过的方式，也很少有学生能答出来。

在调查中，对于“你希望怎么过端午节”这个问题，有65%的学生回答说：“吃粽子，在家和父母一起过节”；17%的学生回答：“可以出去到处游玩”；还有14%的学生回答：“希望多放几天假，少布置点作业”。

端午有更多文化内涵

“学生们对端午的认识还只是停留在肤浅的书本知识上，对过端午节所蕴含的深刻意义却很模糊。”华夏国学研究院院长黄明超先生说，从收到的1000余份调查问卷中，发现大多数孩子对端午节的由来、习俗有一定了解，但明显是来自于课本，在生活中难以感受到这个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

黄明超说：“端午节可以放假，可以和家人朋友一起吃粽子，是孩子们喜欢端午节的主要原因，但端午节绝不应该只是这些内容，这个流传数千年的中国传统节日还有更加丰富的文化内涵。”

成年人也嫌过节单调

其实不只是中小学生对端午节的感受停留在粽子上，对于许多成年人来说同样如此。

“一早起来上网，看到韩国人进行端午祭的新闻，心里感到酸酸的。”家住江北长安丽都1－21－3的黄先生说，“人家过传统节日，有盛大的仪式和丰富的内容，而我们的节日，现在连划龙舟都很难看得到了，大家到商场去买点包装精美的粽子就算是过节。”

36岁的王开玲女士老家在四川达州，她回忆起自己小时候是这样过端午节的：一早起来母亲就会给她手上系上一条五彩线，再挂上一个香包，然后和小伙伴一起上山摘指甲花，将手指涂得红红的。那时，家家户户的门前都挂上菖艾，下午去河边看赛龙舟，晚上回家妈妈熬艾草水给她洗澡。“现在想起来都暖暖的，但是在现代社会里，很多东西似乎都难以实现了。”

端午节申遗下半年有结果

今年端午节还有一层不同意义——以屈原故里湖北省为主体，我国端午节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全面展开，今年下半年就将有结果。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昨天采访了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江清和。

江清和称，现在相关的申报资料已经递交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今年下半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进行评审，并公布结果。据悉，端午节申报的主要内容包括：节日习俗的内容，比如端午节挂艾叶，挂菖蒲；祭祀等方面的习俗，以及体育游戏竞技的活动。

本次申报的遗产名称是“中国端午节”，内容实际上是由三省四地的“端午习俗”组成，分别是湖北秭归县的“屈原故里端午习俗”、黄石市的“西塞神舟会”以及湖南汩罗市的“汨罗江畔端午习俗”和江苏苏州市的“苏州端午习俗”，申报材料由三省联合“打包”递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据中广网

端午节你是如何度过的？

今年是我国第二个端午节假期，你是如何度过这个假期的？继4年前韩国“江陵端午祭”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后，中国已启动“端午节”申遗程序。目前该项目已由湖北省代表中国向联合国递交申报表，进入初评阶段。你是怎么度过这个节日的？《国际先驱导报》联合新浪网展开调查，欢迎你的参与。

你是怎么度过这个端午节的？

1吃粽子

2喝雄黄酒

3赛龙舟

4插艾蒿、挂菖蒲

5祭祀屈原、伍子胥

6学习了与节日有关的知识

7旅游

8什么都没做

你觉得端午节的意义是什么？

1和家人团聚

2了解民俗知识

3重温民族精神

4传承历史文化

5没意义

你觉得我们还有必要将“端午节”申遗吗？

1有必要。为传统节日明确身份是应该的。

2没必要。申遗只是个形式，自己如何看待和认识这个节日更重要。

3不知道。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老舍从哪些方面描写了除夕的热闹场景?

（这篇作文可能有点那个了……摘于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日食是一种自然现象。当代人们对日食的关注，或出于探索自然界奥秘的需要，或出于对天文现象的好奇，很少有人把它同礼仪制度相联系。但在古代中国，人们对日食的重视，却导致了一种程式化的日食救护仪式的产生，这使得日食成为能够对传统礼制产生影响的少数几种自然现象之一。

一、与日食相关的礼仪的形成

中国古人对日食十分重视，这种重视由来已久。例如，“在殷虚卜辞中，有不少关于日月食的记载。在武丁卜辞中，记日食的有10例。”〔1〕这些记载，反映了殷代人们对日食的重视。

实际上，比殷代更早，夏代的人们就注意到了日食。对此，《尚书·胤征》篇的记载可为例证：

惟时羲和，颠覆厥德，沈乱于酒，畔官离次，俶扰天纪，遐弃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瞀奏鼓，啬夫驰，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闻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诛。

《尚书正义》孔氏传解释这段话中一些专业名词道：“辰，日月所会，房，所舍之次，集，合也。不合即日食可知。”所以，“辰弗集于房”，在此即指日食。本篇所述是历史上著名的“书经日食”，引文是胤侯奉夏王之命，讨伐羲和时所发布的檄文的一部分。而讨伐的借口，竟是负责观测报告天文的羲和因沉缅于酒，未能对一次日食作出预报。一般认为，《胤征》篇是较晚的文献，所以这次记载未必可靠。再者，说夏人已能准确预报日食，也令人难以置信。但这次日食却得到今人的认可，公认是世界最古的记录。〔2〕围绕夏代这次日食所发生的事情能流传下来被后人所追记，不管记录本身是否失真，这件事反映了夏人对日食的重视，则是毫无疑问的。

再往前追溯，原始时代的人也会注意日食。正如前苏联宗教史专家约·阿·克雷维列夫所说：在原始时代，“日常现象未必会引起原始人特别注意。每天的日出使他感到无所谓，因为为这种现象并没有破坏他的生活秩序，而日食倒会引起他的兴趣、恐俱和惊奇。"〔3〕在这里，虽然不可能有确凿文献的支持，但原始时代的人重视日食，却是于理可信的。

原始社会的人们不了解日食发生的真正原因，他们认为日食是太阳遭到了某种动物的侵犯，于是一旦发生日食，就要敲锣打鼓相助太阳赶走侵犯者。(〔2〕，p.120)这就形成了一种原始的救护太阳仪式，这种仪式的实质是一种巫术，原始先民们想象他们用这种模拟地面驱赶野兽的方式就能将侵害太阳的动物吓走。因为日食一般时间不长，不久就逐渐复圆，人们就认为是这种仪式发挥了作用。于是，每当发生日食，就要举行类似的活动，这就使其逐渐成了一种流俗。

随着认识的发展，人们逐渐产生了一种意识：导致日食的内在原因并不那么简单，动物食日也许出于天帝的意愿，象征人世将有灾难。这启示人们想到，在日食时，单凭敲锣打鼓去驱赶吞食太阳的动物，显然是不够的，还需要乞求天帝，使太阳重放光辉，不要降灾祸于人间。这样，在人们举行的日食救护仪式中，又增加了祭祀乞求的内容。〔2〕这种巫术与祭祀的合一，构成了古代日食救护的基本形式。当国家产生以后，这种仪式得到统治者的认可，并做出相应的规定，由官方来组织它的实施，于是，日食救护也就从流俗而演变成了国家礼制的一部分。

日食救护究竟何时被人们视为“礼”的一部分，现在还不够清楚，据前引《尚书·胤征》篇来看，似乎夏代已经如此。到了春秋时期，则救日为礼已经成为政治家、思想家的共识。如《春秋·庄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鼓”是巫术，“用牲于社”则为祭祀，这里记载的是官方组织的救护仪式，显示出这种日食救护已经形成礼制。《左传》对本条解释说：“非常也。惟正月之朔，慝(阴气)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用币于社，伐鼓于朝。”《左传》认为在某些特定月份出现的日食是一种奇异现象，所以要采用一些固定的仪式来救护之。这些固定仪式就是所谓的“礼”。《左传·昭公十年》对此有更清楚的记载：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请所用币。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举，伐鼓于社，诸侯用币于社，伐鼓于朝：礼也。

昭子之言表明，当时人们已经把日食救护当做了一种固定的礼仪制度。

在中国古代思想家中，孔子是比较讲究礼制的，他对日食与礼仪的关系也发表过自己的见解。《礼记》卷十八曾子问第七记叙孔子师徒一段对话，内容为：

曾子问曰：“诸侯旅见天子，入门，不得终礼，废者几？”孔子曰：“四”。“请问之？”曰：“大庙火、日食、后之丧、雨沽服失容，则废。如诸侯皆在而日食，则从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与其兵。”

诸侯集体朝见天子，当然是大事，若非特殊情况，不会半途而废。孔子把这些情况归为四类，其中日食赫然与大庙火、后之丧并列，由此可见他对日食救护的重视程度。

日食与礼仪的关系并非仅限于日食救护，它还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例如，被尊奉为道家创始人的老子，对日食与礼仪的关系就曾发表过独特见解，他的主张给孔子留下了深刻印象。一次，孔子随老子帮人料理丧事，灵柩行至途中，发生日食，老子对孔子说：“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听变，既明反而后行，礼也。”〔4〕，老子从礼的角度出发，让灵柩停下，等待日食结束后再继续前行。孔子对此颇感迷惑，归来后问老子道：灵柩出动以后，不能返回，一旦遇到日食，无法预料它结束的早晚，这样，还不如继续前行。老子解释说：

夫柩不蚤出、不莫宿。见星而行者，唯罪人与奔父母之丧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见星也。〔4〕

孔颖达解释其中的寓义说：“唯罪人及奔父母之丧见星而行，今若令枢见星而行，便是轻薄人亲，与罪人同。”〔5〕”所以，送葬路上，一旦碰到日食，就要“止哭以听变，既明反而后行”。

《礼记》对老聃孔丘的记述，未必实有其事，但它至少表明，在其作者心目中，日食与礼仪的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上至朝廷大典，下及庶民丧葬，无不涉及。另一方面，从这些论述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人们对于日食发生规律还知之不多，所以这些礼仪，大都是作为一种应急措施而做出的规定。《宋书·礼志》指出：“古来黄帝、颛顼、夏、殷、周、鲁六历，皆无推日蚀法。”既然不能事先预报，只好把日食救护作为应急措施而加以规定了。这是先秦时期日食与礼制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

二、日食救护礼仪与日食预报

随着科学的进步，人们对交食规律有了越来越多的认识，逐渐发展到能够对日食有所预报了。这就使得朝巨有足够的时间去为日食救护做准备，相应的救护仪式也就脱离了原来的应急性，变得复杂了。这是科学进步对日食救护礼仪产生的一个直接结果。例如，汉代的日食救护仪式是：

日有变，割羊以祠社，用救日。日变，执事冠长冠，衣皂单衣，绛领袖缘中衣，绛裤袜以行礼，如故事。〔6〕

这种仪式，比之先秦时期，在服饰要求上有所复杂化。而到了晋代，日食救护变得完全繁复而程式化了：

自晋受命，日月将交会，太史乃上合朔，尚书先事三日，宣摄内外戒严。挚虞《决疑》曰：凡救日蚀者，著赤帻，以助阳也。日将蚀，天子素服进正殿，内外严警。太史登灵台，伺候日变便伐鼓于门。闻鼓音，侍臣皆著赤帻，带剑入侍。三台令史以上皆各持剑，立其户前。卫尉、卿驱驰绕宫，伺察守备，周而复始。亦伐鼓于社，用周礼也。又以赤丝为绳以系社，祝史陈辞以责之。(社)，勾龙之神，天子之上公，故陈辞以责之。日复常，乃罢。〔7〕

这样的仪式，堪称盛大隆重，远非以前那种临时的应急措施所能比拟。在这里，如果没有预先的演练，很难做到有条不紊，何况尚书还要“先事三日，宣摄内外戒严”，所以，这种形式的日食救护，倘若没有事先预报，是不可能得以组织实施的。自晋以后，日食救护仪式虽然历代有所变化，但就其规模与程式而言，基本上与晋朝类似，或更有过之，这与日食预报愈来愈准确有一定的关系。

随着日食预报的精确化，在各地举行的救护仪式也进一步正规化，例如清代的日食救护礼仪就经历了这样一种变化：

日食救护，顺治元年定制，遇日食，京朝文武百官俱赴礼部救护。康熙十四年改由钦天监推算时刻分秒，礼部会同验准，行知各省官司其仪。凡遇日食，八旗满蒙汉军都统副都统率属在所部警备，行救护礼，顺天府则饬役赴部，……”〔8〕

清廷之所以能使各地日食救护礼仪正规化，其前提条件是天文学的进步：钦天监不仅能准确预报日食，还能根据有关原理推算出各地日食具体发生时刻及不同食分。由于明末清初之际的西学东渐，清朝天文学的发达程度远胜于其前历代王朝，能够更准确地完成这种推算，所以清朝才有条件将地方救日仪式归入国家礼制。

在古代传统科学条件下，日食预报不可能完全准确，这就产生一个问题：预期发生日食与朝会庆典冲突时应该如何办?因为日食于朔，而朝会庆典也只能于正月朔旦即元月初一举行，这就有可能发生冲突。东汉建安年间就碰到过这样的事情：

汉建安中，将正会而太史上言正旦当日蚀，朝士疑会否，共咨尚书令荀彧。时广平计吏刘邵在坐，曰：“梓慎裨灶，古之良史，犹占水火错失天时。诸侯旅见天子，入门不得终礼者四，日蚀在一。然则圣人垂制，不为变异预废朝礼者，或灾消异伏、或推术谬误也。”彧及众人咸善而从之，遂朝会如旧，日亦不蚀。邵由此显名。〔7〕

到了晋代，人们开始对刘邵的见解提出非议。晋臣蔡谟专门写文章驳斥刘邵，他认为日食预报当然会出差错，但不能以此为借口，在预计会发生日食的时刻举行庆典。他说：

灾祥之发，所以谴告人君。王者之所重诫，故素服废乐，退避正寝，百官降物，用币伐鼓，躬亲而救之。夫敬诫之事，与其疑而废之，宁慎而行之!〔7〕

日食穰救是为了表示君臣对天的诚敬，不能疑信参半，而要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这才可以谓之虔诚。蔡谟还讥讽刘邵对《礼记》的引用，他说：

闻天眚将至，行庆乐之会，于礼乖矣。《礼记》所云诸侯入门不得终礼者，谓日官不预言，诸侯入，见蚀乃知耳。非先闻当蚀而朝会不废也。〔7〕

《礼记》的规定，是针对日官不能预报日食情况下做出的。现在既然可以预报，就要把准备救护放在首位。蔡模的议论，为日食救护与朝会庆典之关系定下了基调：即便不能肯定日食必然发生，也要以日食救护为重。这种主张，得到了当时人们的肯定。

但是，要彻底解决日食救护与朝会庆典相冲突这一矛盾，最根本的出路在于提高日食预报的准确性。有鉴于此，历代当权者都要求天文官准确预报日食，失误要受到惩治，甚至在对日月运动规律还知之不多的情况下也同样如此。前引《尚书·胤征》篇的记载虽为后人所追记，但它表达的无疑是这种思想。这里再举一个例子：

魏高贵乡公正元二年三月朔，太史奏日蚀而不蚀。晋文王时为大将军，大推史官不验之负。史官答曰：“合朔之时，或有日掩月，或有月掩日，月掩日则蔽障日体，使光景有亏，故谓之日蚀。日掩月则日于月上过，谓之阴不侵阳，虽交无变。日月相掩，必食之理，无术以知，”……负坐之条，由本无术可课，非司事之罪。”乃止。

太史官的争辩表明，当时的人们对日月运动规律还不甚了了，对日食的预报还处于探索阶段。即使如此，司马昭仍因为太史预报不准，要大加处罚。此事虽因太史的辩解而做罢，但在中国历史上，由于预报交食失误而遭受处罚的天文官却大有人在，这充分表明了当权者对日食预报的重视。

为了免遭惩治，天文官们不遗余力地去探求日食发生规律。在传统历法中，日月交食占了相当大的篇幅，这充分表明了古人对这一问题的重视。正是由于历代天文家们孜孜不倦的努力，我国古人对交食规律的认识不断加深，预报也越来越准确。这反过来又促进了日食救护礼仪的精细化。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中后期，当权者所关注的已经不再是日食能否发生，而是具体食分有多少，并由此来决定是否举行救护仪式了。例如，据《明史·历志》记载：

(崇祯四年)冬十月辛丑朔日食，新法预推顺天见食二分一十二秒，应天以南不食，大漠以北食既。例以京师见食不及三分，不救护。

这里我们看到，在当时，日食救护的阈值是3分，低于这个阈值，就不再举行穰救仪式。之所以会有这种规定，当然是预报准确度提高了的缘故。而这种规定本身对日食预报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难想象，如果预报见食3分以下，而实际被食超过3分，天文官所应承担的责任该有多大。这促使天文官进一步去探究日食规律，使预报做到更加准确。中国古代的日食救护与日食预报，就是这样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交织着向前发展的。

三、日食救护礼仪中政治因素的作用

日食救护是建立在一种错误思想意识基础之上的礼仪制度，这种意识认为日食是一种灾异，所以需要救护。而准确的日食预报则意味着对交食规律的掌握，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掌握了规律，就不会再相信所谓的日食灾异说，也就不需要再做什么“救护”了，但中国古代的日食救护仪式却一直延续到封建社会末期，这是为什么?

原因不在于科学，而在于封建社会的政治。

日食救护最初只是民间一种流俗，它之所以会从流俗演化成礼制，是因为其着眼点从天上移到了人间。人们所要“救助”的，并非是天上的太阳，而是人世的事物。例如，“一块公元前十三世纪的甲骨卜辞的意思说：癸酉日占，黄昏有日食，是不吉利的吗？〔10〕，所谓“不吉利”，当然是指人世而言。所以，日食救护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消除日食有可能给人世带来的灾祸。

在古人看来，日食不但象征不吉利，而且是大不吉利。《诗·小雅·十月之交》写道：“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丑者，恶也、凶也；孔者，甚也。《诗·小雅·鹿鸣》：“我有嘉宾，德音孔昭。”郑氏笺注曰：“孔，甚，昭，明也。”由此可见，早在《诗经》年代，日食就已经被人们视为极不吉利的象征了。

日食之所以被视为大不吉利，是因为古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太阳象征君主。这样日食就意味着君主受到伤害，这当然大不吉利。所以，一旦发生日食，就要组织救护。在这里，救日的目的在于救君，或者帮君主免脱灾难，或者助君主改过自新。这是中国古代日食救护之所以能够绵延不绝的主要原因。

通过历史上古人的有关议论，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例如，根据《左传》的记载，鲁昭公十七年六月发生一次日食，负责祭祀的祝史向执政者要求领取日食救护所需之钱币，他的要求得到朝臣昭子的支持，昭子认为救日是礼制之规定，所需钱币应予支付。但当时执政大臣季平子不同意，其理由是：“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有伐鼓用币，礼也。其余则否。”〔11〕平子认为日食救护的确是一种礼仪制度，但只有在正月朔那天，阴气没有萌动却出现了日食，是反常现象，象征灾害，这才需要救护。而当时是六月，按礼不必去救。对此，祝史解释说：

在此月也。日过分而未至，三辰有灾，于是乎百官降物，君不举，辟移时，乐奏鼓，祝用币，史用辞。故《夏书》曰：“辰不集于房，瞀奏鼓，啬夫驰，庶人走。”此月朔之谓也，当夏四月，谓之孟夏。〔11〕

祝史认为平子没有理解“正月”的含义，于是解释说，你所谓的正月，就是这个月。太阳过了春分点，尚未到夏至，这时发生日食，就是灾异，需要救护。他特别指出：著名的“书经日食”，就发生在这个月。周历六月，相当于夏历四月，即所谓的正阳之月。事情已经讲明平子仍不答应，于是理论家昭子从中看出了问题：

昭子退曰：夫子将有异志，不君君矣。〔11〕

唐代孔颖达作《左传正义》，解释说：“日食，阴侵阳、臣侵君之象，救日食所以助君抑臣也。平子不肯救日食，乃是不君事其事也。”〔12〕所谓不君事其事，就是不以其君为君。也就是说，如果拒绝救护日食，将被舆论视为不轨，有窥探神器的嫌疑。在历史上，不管是否是野心家，没有人愿意背上“不君”这一罪名。另一方面，帝王本身也希望通过救日这种仪式进一步突出自己的特殊身份。这两种因素的结合，使得中国历史上日食救护作为一种礼制一直延续到了封建社会末期，可谓源远流长。

救日是为了助君，这种意识不但抵消了科学发展给这种礼制带来的正面影响，而且促使了日食救护的更加变本加利。例如，在春秋时期，人们并不认为日食全部象征灾难，有《左传》的记载为证：

(昭公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问于梓慎曰：“是何物也？祸福何为?”对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为灾。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过也。其他月则为灾。”〔11〕

梓慎是当时有名的星占家，其认识有一定的代表性。在他的话中，包含了这样一种思想：日食若是按日月运动规律自然发生的，它是一种自然现象，对人世不构成灾害。既然对人世无害，当然也无需再组织什么救护了。

到了唐代，人们对日食规律的认识远较春秋时清楚，但在对其社会学意义解说上，却比梓慎还不如。大学问家孔颖达就曾针对《左传》的记载，强调“日食皆为异”，其理由是：

日之有食，象臣之侵君，若云日有可食之时，则君有可杀之节，理岂然乎？以此知虽在分至，非无灾咎〔14〕

任何时候发生日食，都是灾异。既然是灾异，当然要组织救护。宋儒陆九渊讲得更清楚：

日之食，与食之深浅，皆历家所能知，是盖有数，疑若不为变也。然天人之际，实相感通，虽有其数，亦有其道。日者阳也，阳为君、为父，苟有食之，斯为变矣。〔15〕

日食有其自身规律，人能够把握这一规律，把日食准确预报出来，但这并不意味它与人事无关，因为日象征人间君主，一旦发生日食，就意味着君主受到了侵害，就要组织救护。透过这些议论，我们深切感到，在日食救护这一问题上，科学的影响力是有限的。只有当人们彻底抛弃了封建社会政治道德观念以及产生日食灾异说的思想基础—天人感应理论，科学才有能力最终使封建的日食救护仪式寿终正寝。

在历史上，涉及到救日礼仪的因素很多，这里不妨举北宋一个例子。宋仁宗康定元年发生一次日食，《宋史·富弼传》记叙了与这次日食有关的一件事：

康定元年，日食正旦。弼请罢宴撤乐，就馆赐北使酒食。执政不可。弼曰：“万一契丹行之，为朝廷羞。”后闻契丹果罢宴，帝深悔之。

按照礼制，日食应该预止朝会庆典，罢宴撤乐，可是宋仁宗不接受富弼的意见，不愿这样做。事后得知，远在北方的辽国倒是一丝不苟按礼制规定去做了。消息传来，宋仁宗非常懊悔，感觉他的做法有失体面：“蛮夷之邦”尚然如此“重天敬礼”，而他身居华夏正统，却对象日食这样如此严重的“天谴”无动于衷，岂不被人嗤笑?正因为有这种意识，所以事隔十九年，嘉佑四年元旦，当又出现类似情况时，他提前就预布了一道诏书：

明年正旦日食，其自丁亥避正殿，减常膳，宴契丹使毋作乐。〔16〕

这次日食，宋仁宗贬膳撤乐，退避正殿，一直坚持了五天。这是正统思想对于日食救护仪式发挥作用的典型表现。

四、日食救护礼仪与君主权势约束

在传统的救日仪式中，还有一种因素在起作用，那就是朝臣们力图通过这种仪式来劝诫君主、限制君主权力。这种因素的产生与中国古代的天人感应学说有关。天人感应论认为：“天与人的关系并不单纯是天作用于人，人的行为，特别是帝王的行为和政治措施也会反映于天。皇帝受命于天来教养和统治人民，他若违背了天的意志，天就要通过变异现象来发出警告，如若执迷不悟，天就要降更大的灾祸，甚至另行安排代理人。”〔17〕在上天所显示的各种变异中，以日食最为严重，即所谓“夫至尊莫过乎天，天之变莫大乎日蚀”〔18〕所以，一旦出现日食，就意味帝王举措失当。对此，古人有大量论述。例如，春秋时晋人伯瑕认为，日食是“不善政之谓也。国无政，不用善，则自取谪于日月之灾。”〔19〕所谓不善政，当然是指执政者而言。国君是最大的执政者，所以，发生日食，当然可以认为是国君的过错所致。

正因为日食是上天对人君的谴告，所以历代的日食救护仪式都对天子在这一礼仪中的举动做出规定，要求他们素服斋戒，贬膳废乐，退避正殿，认真地反躬自省，直到日食结束。知识分子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形式，给帝王以警诫，使他们对天产生畏惧感，不致于过分胡作非为。

在古代中国，帝王的权势至高无上，利用日食救护这种形式对之加以警诫，是古人为限制帝王权势所能采取的少数几种选择之一。正因为如此，知识分子们对这套仪式非常器重，即使在认识到日食是自然现象，与帝王施政优劣无关的情况下，他们仍坚持日食灾异说。唐代孔颖达对此有过清楚的表白：

然日月之食，于算可推而知，则是虽数自当然，而云为异者，人君位贵居尊，恐其志移心易，圣人假之灵神作为鉴戒耳。夫以昭昭大明，照临下主，忽尔歼亡，俾昼作夜，其为怪异，莫斯之甚，故有伐鼓用币之仪、贬膳去乐之数，皆所以重天变、警人君者也。〔14〕

北宋神宗时，有人公开对皇帝宜讲灾异与人事无关，宰相富弼闻知此事，很不以为然：

时有为帝言灾异皆天数，非关人事得失所致者，弼闻而叹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t此必奸人欲进邪说以摇上心，使辅拂谏争之，臣无所施其力。是治乱之机，不可以不速救。”即上书数千言力论之。〔20〕

富弼所要维护的，正是孔颖达所极力倡导的那套理论。他的着眼点并非在于灾异与人事是否真正有关，他所器重的在于这种学说是限制帝王权力的武器，这是问题的关键。

知识分子们借助日食等“灾异”现象来约束君主权势，不能说毫无效果。在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帝王都能够根据其礼制的规定，在日食期间素服避殿，反躬自责，有时还要颁布罪己诏，宣布大赦，让臣下上书直言，举荐人才等。正如江晓原所言：即使有昏君自居‘有德，，他通常也不敢忽视这些举动和仪式——‘正下无之，，连穰救也不修，那就坐等亡国，自己死于非命”。[21]在这方面，最让儒生们称颂的是汉文帝，公元前178年，发生了一次日食，文帝为此下诏说：

联闻之：天生民，为之置君以养、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示之灾以戒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谪见于天，灾孰大焉!肤获保宗庙，以微眇之身托于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乱，在予一人，唯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联下不能治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过失及知见之所不及，匄以启告联，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22〕

汉文帝把日食发生原因归咎于自己，表现了少有的自责精神，他的做法，开后世帝王发生重大灾异时下“罪己诏”之先河。另外，随着文帝诏书的颁行，举贤良方正这种选拔人才的制度，也从此登上了汉代的历史舞合。

另一方面，对帝王们来说，在日食时发布罪己求言诏，也可以显示自己的雍容大度、敬天重礼、直言纳谏，因此，在明知日食发生与否与自己施政无关的情况下，他们也仍然不愿放弃这套做法。例如，北魏孝文帝的言论就很典型：

日月薄蚀，阴阳之恒度耳，圣人惧人君之放怠，因之以设诫，故称日食修德，月蚀修刑，迹癸巳夜月蚀尽，公卿以下，宜慎刑罚，以答天意。〔23〕

孝文帝明知交食救护是“圣人惧人君之放怠，因之以设诫”，但他并不废除这套仪式，相反，还根据礼制的规定，要求臣下做出相应的举措。这表明帝王们对依靠交食救护这套礼仪来约束其权势的做法并不反感，因为这种约束毕竟是虚无缥缈、不着实际的。

知识分子希望借助日食救护来警诫君主，君主们也借这一机会来申斥臣下，这也是由来已久的传统：

《春秋传》曰：日有食之，天子伐鼓于社，责上公也，诸侯伐鼓于朝，退自责也。〔24〕

“责上公”，这是救日礼仪中“天子伐鼓于社”的寓意。对于这种寓意，帝王们是比较认真的，即便如汉文帝这位在历史上名声相当不错的皇帝，在发布日食自责诏时，也不忘说上一句“唯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让那些执政大臣，也分担一些责任。

在汉代，这种“责上公”的表现，常常是大臣尤其是宰相因日食而被免除职务。此类事时有发生，以至于形成了一种仪式：

如淳曰：《汉仪注》有天地大变，天下大过，皇帝使侍中持节，乘四白马，赐上尊酒十解、牛一头，策告殃咎。使者去半道，宰相即上病，使者还，未白事，尚书以宰相不起，病闻。〔25〕

所谓“天地大变”，当然首推日食，因为“天之变莫大乎日蚀”。〔18〕这种仪式，虽然也会流于形式，但当皇帝与宰相之间有隔阂的时候，那就很实际了。例如，汉成帝时，发生一系列天变，宰相翟方进拿不准自己该如何做，这时他收到了皇帝赐给的十石酒、一头牛，于是当日就自杀了，成了“代君受过”的牺牲品。

中国古代日食观念与传统礼仪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日食救护作为一种礼制能够在历代王朝绵延不绝，有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主要是封建政治在起作用：既有忠君思想的羁绊，又有限制君主权势、或斥革手下群臣的需要。弄清楚这些问题，对于正确理解中国古代科学与社会之关系，将会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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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旧社会里，过年是与迷信分不开的。腊八粥，关东糖，除夕的饺子，都须先去供佛，而后人们再享用。除夕要接神；大年初二要祭财神，吃元宝汤(馄饨)，而且有的人要到财神庙去借纸元宝，抢烧头股香。正月初八要给老人们顺星、祈寿。因此那时候最大的一笔浪费是买香腊纸马的钱。现在，大家都不迷信了，也就省下这笔开销，用到有用的地方去。特别值得提到的是现在的儿童只快活地过年，而不受那迷信的熏染，他们只有快乐，而没有恐惧--怕神怕鬼。也许，现在过年没有以前那么热闹了，可是多么清醒健康呢。以前，人们过年是托神鬼的庇佑，现在是大家劳动终岁，大家也应当快乐地过年。

(选自《聂绀弩杂文集》，三联书店，1981年)北京的春节 老 舍(1899-1966) 原名舒庆春，字舍予。满族。生于北京。著有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骆驼祥子》，话剧《茶馆》、《龙须沟》等。

[编辑本段]作者简介

老舍

老舍(l899．2．3—1966．8．24),满族，原名舒庆春，字舍予，生于北京。父亲是一名满族的护军，阵亡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的炮火中。母亲也是旗人．靠替人洗衣裳做活计维持一家人的生活。1918年夏天，他以优秀的成绩由北京师范学校毕业，被派到北京第十七小学去当校长。1924年夏应聘到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当中文讲师。在英期间开始文学创作。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是第一部作品，由1926年7月起在《小说月报》杂志连载，立刻震动文坛。以后陆续发表了长篇小说《赵子曰》和《二马》。奠定了老舍作为新文学开拓者之一的地位。1930年老舍回国后，先后在齐鲁大学和山东大学任教授。这个时期创作了《猫城记》、《离婚》、《骆驼祥子》等长篇小说，《月牙儿》、《我这一辈子》等中篇小说，《微神》等短篇小说。1944年开始，创作近百万字的长篇巨著《四世同堂》。他担任全国文联和全国作协副主席兼北京文联主席，是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常委。1966年“文革”中不堪躏辱投湖自尽。

[编辑本段]教材解读

1．课文简说

春节，是我国民间最隆重、最热闹的一个古老传统节日。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民族过春节，都有着自己独具特色的风俗习惯。本文作者——著名语言大师老舍先生，用他那如椽的大笔、“俗白”的风格、京味的语言，描绘了一幅幅北京春节的民风民俗画卷，展示了中国节日习俗的温馨和美好，表达了自己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喜爱。

文章以时间为经线，以人们的活动为纬线结构全文。作者先介绍北京的春节从腊月初旬就开始了：人们熬腊八粥、泡腊八蒜、购买年货、过小年……做好过春节的充分准备。紧接着，详细描述过春节的三次高潮：除夕夜家家灯火通宵，鞭炮声日夜不绝，吃团圆饭、守岁；初一男人们外出拜年，女人们在家接待客人，小孩逛庙会；十五观花灯、放鞭炮、吃元宵。最后写正月十九春节结束。

文中列举了大量的老北京过春节的习俗，情趣盎然，学生喜闻乐见。全文内容安排有序，脉络清晰，衔接紧密，详略得当，推进自然。语言表达朴实简洁，生动形象，耐人寻味，字里行间处处透出人们欢欢喜喜过春节的心情，反映出老北京人热爱生活，追求美好生活的心愿。

选编本文的主要意图，一是感受老北京过春节的习俗，引发了解民风民俗的欲望，激起探究传统文化的兴趣；二是学习按一定顺序、有详有略的表达方法，感受作者的语言特点。

本课的教学重点：引领学生随作者的描述，感受老北京过春节的隆重和热闹，领悟民俗文化的丰富内涵。

本课的教学难点：作者为突出北京春节的民俗特点所采用的表达方法。

2．词句解析。

（1）对句子的理解。

①这不是粥，而是小型的农业展览会。

“农业展览会”指腊八粥里的米、豆、干果的品种很多，多得好像是聚在一起开展览会。作者用了“打比方”的表达方法，生动形象地写出了老北京春节熬腊八粥这一民俗特点。

②除夕夜家家灯火通宵，不许间断，鞭炮声日夜不绝。在外边做事的人，除非万不得已，必定赶回家来吃团圆饭。这一夜，除了很小的孩子，没有什么人睡觉，都要守岁。

从第一句话可充分感受到“除夕真热闹”。透过“万不得已”“必定”等词语，可以体验到人们多么重视除夕夜“吃团圆饭”，这里饱含着浓浓亲情，浸润着传统美德。按照老北京的习惯，年三十晚上不能睡觉，要痛痛快快地玩一宿，这叫“守岁”。“守岁”有两重意义：岁数大的人在除夕之夜守岁有珍惜光阴的意思；年轻人守岁则是为了给父母延寿。品读这些句子，不仅了解北京的春节习俗，还要深入领悟传统民俗文化的丰富内涵。

③元宵上市，春节的又一个高潮到了。

此处元宵如同南方的“汤圆”。“除夕真热闹”，这是春节的第一个高潮；初一拜年、逛庙会，虽“光景与除夕截然不同”，但同样热闹，这是春节的第二个高潮；到了正月十五元宵节，集市上卖元宵、家家户户吃元宵，这是春节的第三个高潮。一个“又”字，表现出作者在结构文章、统筹内容上的匠心独运。

④一眨眼，到了残灯末庙，春节在正月十九结束了。

这句话在文中起承上启下的作用。残灯：花灯逐渐少了、熄灭了；末庙：庙会的最后一天。从正月初一人们就开始逛庙会，正月初五又到处张灯结彩闹花灯，到了正月十九，花灯逐渐少了、熄了，庙会也到了最后一天，隆重、热闹的春节结束了。十九天“美好快乐的日子”竟然“一眨眼”就过去了，作者恋恋不舍的心绪跃然句中。这个句子还与课文的首句“照北京的老规矩，春节差不多在腊月的初旬就开始了”相呼应，使文章结构完整，浑然一体。

（2）词语解释

春节：农历正月初一，是我国传统的节日，也兼指正月初一以后的几天。俗称“过年”。

腊月：农历十二月。

腊八粥：腊八即腊月初八。在腊八这一天，用米、豆等谷物和枣、栗、莲子等干果煮成的粥。

空竹：用竹木制作，中空，能发出响声的一种传统健身玩具。

初旬：每月的第一个十天，也称“上旬”。

小年：农历中的节日。在腊月二十三日，旧俗在这天祭灶。

除夕：农历一年最后一天的夜晚，也泛指一年最后的一天。

庙会：设在寺庙里边或附近的集市，在节日或规定的日子举行。

娴熟：熟练。

元宵：农历正月十五日夜晚。因为这一天叫上元节，故晚上叫元宵。课文中指元宵节(又称灯节)的一种应时食品，南方称“汤圆”。

截然不同：截然：很分明地、断然分开的样子。形容两种事物毫无共同之处。本课指除夕夜的“闹”与正月初一的“静”形成鲜明对比。

万象更新：万象：宇宙间的一切景象。更：变更。一切事物或景象都变得焕然一新。

[编辑本段]教学目标

1．会写14个生字，正确读写“翡翠、万象更新、灯火通宵、日夜不绝、截然不同、万不得已、张灯结彩、有声有光、各形各色”等词语。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了解老北京春节的习俗，感受节日的热闹气氛，理解节日习俗中的民族文明和传统文化。

3．揣摩文章的表达顺序，体会详写、略写的好处。

教学建议

1．课前可要求学生查阅有关书籍或上网查找资料，收集古今文人描写春节的文章、诗词、童谣、春联等；学生学习本单元时，春节刚过不久，也可从学生的生活实际出发，谈一谈自己是怎么过春节的。

2．整体把握内容，理清写作思路。本文时间跨度大、内容多，从腊月初写到正月十九，列举了一系列老北京过春节的习俗。所以，理清写作思路是学好本课的关键。文章按时间顺序安排内容，可分5个时间段来把握：①1—6自然段（春节差不多在腊月初旬开始）；②7自然段（除夕）；③8—10自然段（正月初一）；④11—12自然段（正月十五元宵节）；⑤13自然段（正月十九结束）。每部分都以表示时间的词开头，构成各段的总起句、中心句，紧接着围绕中心句列举事例。在教学过程中，初读课文后，可先让学生谈谈北京的春节给你留下的整体印象，再引导学生体会这种结构安排自然流畅、脉络清晰的特点。

3．体会详略得当的表达效果。课文先写北京春节的开始，比较简略地介绍了人们做了哪些过春节的准备。有的民俗习惯只一句话带过。如，“必须大扫除一次”“店铺多数关五天门，到正月初六才开张”。紧接着详细描述除夕、初一、元宵三个春节高潮。最后简略交代春节结束。这样写的好处是点面结合、重点突出、主次分明，印象深刻。教学中，要留给学生充足的自读自悟时间，老师适时点拨，达成这一教学目标。

4．品读语句，想象画面，领悟表达方法。老舍先生曾说，“我不论写什么，总希望能够信赖大白话；即使是说明比较高深一点的道理，我也不接二连三地用术语与名词，我还保持着我的‘俗’与‘白’”。老舍先生的语言风格朴素自然，流畅通达，清浅俗白,雅俗共赏，耐人寻味。这种语言风格在文中处处可见，如，“这不是粥，而是小型的农业展览会”“腊月二十三过小年，差不多就是过春节的‘彩排’”。教学过程中不必面面俱到，指导学生抓住自己对课文感受最深的部分潜心品读，把培养语感落到实处。

本文有较多的场景描述，有较强的画面感，要指导学生通过有感情朗读，想象画面，领悟表达方法。让学生多联系生活实际，真切地感受到北京的春节不一样的民风民俗，并引领学生理解本课所展示的民俗的内涵——春节代表的亲情、乡情、祝愿、期盼，以及由此反映的中华民族的心理特征和文化传统。比如，“这些比赛并不为争谁第一谁第二，而是在观众面前表演马、骆驼与骑者的美好姿态与娴熟技能。”这一画面可以反映淳朴善良、崇尚劳动、热爱生活、追求美好的民族心理特征和文化传统。

关于表达方法的领悟，主要是引导学生学习按一定顺序、有详有略的表达方法，并着重指导学生领悟作者语言表达特点。比如，“腊七腊八，冻死寒鸦”，引用俗语说明北京的春节从一年里最冷的时候开始；再如，“到年底，蒜泡得色如翡翠，醋也有了些辣味，色味双美，使人忍不住要多吃几个饺子。”将叙述和描写融为一体夸赞腊八蒜；又如，“粥是用各种米，各种豆，与各种干果熬成的。这不是粥，而是小型的农业展览会。”非常自然地用了排比和比喻，把粥比作“小型农业展览会”，说明粥的材料丰富，表达对丰收的自豪和期盼。

5．生字可以重点指导易错的字。例如，“醋”的左边不要少一横，“轿”左下是提不是横。“栗”下面是“木”而不是“米”。

6．课后第一题除练习快速默读外，意在整体把握课文内容，全面了解北京春节的民风民俗，并能抓住印象最深刻的场景或细节谈感受。在交流时，可引导学生联系本地过春节的习俗，对比谈感受。本题应在教学过程中师生、生生互动完成。

课后第二题旨在落实本年段的重点目标——“揣摩文章的表达顺序”“领悟文章详略得当的表达方法”。本题宜在把握全文内容后进行，找出详细描写部分，有感情地朗读，读议结合，相互促进，切实体会详略得当的好处。

课后第三题的练习意图是联系生活经验，进一步了解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感受传统节日蕴涵着的民俗文化和民族精神,从而激发探究传统文化的兴趣。

7．课后“阅读链接”可在课内完成，也可在课外完成。目的一是扩展节日习俗信息；二是训练浏览，提高浏览速度，培养捕捉有用信息的能力；三是与课文相关部分比较，学习不同的写法。比如《过年》，“我小时候并不特别喜欢过年”，“天天打扫剩菜”，守岁“困得低枝倒挂，哪有胃口去吃”，写出了与课文不同的另一种感受。再如《除夕》，介绍了南方福建的过年习俗，可以让学生和课文中的除夕比较，看看有什么不同之处。

[编辑本段]教学案例

第一课时

一、了解单元内容，导入新课

1．了解单元导语。从今天开始，我们要进入第二组课文的学习了。请同学们读一读单元导语，看看这组课文安排了什么内容？

（1）本组课文主要是讲不同地区的民风民俗。

（2）我们可以结合课文的学习开展调查活动，去了解节日、服饰、饮食、民居等方面的民风民俗。

2．了解课文安排。我们再看看课文的题目，看看围绕“民风民俗”，本组教材安排了哪些内容？

3．学生回忆过春节的情景。

可以让学生先回忆：我们是怎么过春节的？借此引导学生感受春节是喜庆的节日，是团圆的节日！从而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解答疑问

请同学们自由地读一读《北京的春节》，把自然段标出来，同时想一想：北京的春节从整体上给你留下了什么印象？如果有不理解的地方，等会儿提出来。

1．整体感知。说说北京的春节从整体上给你留下了什么印象？

2．交流读懂的地方和不懂的地方。

（1）在学习过程中，自己读懂了哪些地方？如：

腊月：农历的十二月。腊月的最后一天，就是我们说的除夕。除夕的第二天就是正月初一，也就是我们说的过年。

初旬：一个月分上中下三旬，一旬是十天。初旬就是一个月的开头十天。

（2）还有哪些地方没有读懂，提出来，大家一起解决。如：

空竹：可以看看录像或，了解空竹有不同种类，玩法很多，还能发出哨声，很好玩。

逛天桥：不是逛我们平常说的人行天桥。天桥是老北京一个非常热闹的地方，当时有河也有桥，所以叫天桥。天桥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有很多民间艺人在卖艺，有很多北京小吃，还有很多说书的，还可以买卖各种东西等。

残灯末庙：结合注释，联系课文内容，可以知道是指春节结束的时候。

三、默读填表，了解春节的时间和风俗习惯

1．了解北京的春节有多长时间。

北京的春节是从哪一天开始，到哪一天结束？（课文在第一自然段开头写了“照北京的老规矩，春节差不多从腊月初旬就开始了”，在最后一段又写了“春节在正月十九结束了”。可见北京的春节时间特别长，有一个多月。）

2．默读课文，合作填表。

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老舍先生写到了哪些天的事情呢？请同学们默读课文，把老舍先生写到的时间画出来，填在表格的左边；再看看在这些时间里具体有哪些风俗习惯，填在表格的右边。填表的时候可以同桌合作，一会儿再向大家汇报。

时间〖〗风俗习惯

3．汇报交流，了解写作的顺序和春节的习俗。

（1）请同学们一边听一边对照自己填写的表格看看，有哪些地方不一样，做上记号，等会儿一起讨论讨论。（“风俗习惯”一栏不强求填得全面细致，表格内容供参考。）

（2）根据表格的提示，同学们发现了课文是按怎样的顺序写的吗？（时间顺序）

四、自由朗读，练习难读的句段

1．自由练读：通过阅读填表，互相交流，我们对北京春节的习俗了解得更清楚了。现在自由练习朗读课文。如果有觉得难读的地方，多读几遍，争取读好。

2．展示朗读：刚才自己着重练读了哪些难读的地方，读给大家听听。

五、结束语与作业布置

这节课，我们了解了北京春节的习俗，了解了课文的写作顺序，理解了不懂的地方，练习了难读的语句。这篇课文中有很多生字新词，下课后请同学们认真抄写，准备在下节课听写。

第二课时

一、听写新词，对照课文，检查改错

初旬、蒜瓣、翡翠、色味双美、饺子、杂拌儿、榛子、栗子、鞭炮、风筝、截然、寺院、逛庙会、张灯结彩。

二、回顾写作顺序和主要内容

上节课填写了表格，进行了汇报交流。现在回忆回忆，同桌互相说说：老舍先生是按什么顺序来写的？主要写了什么？

1．写作顺序：时间顺序。

2．主要内容：主要介绍了北京的春节从腊月初旬开始，直到正月十九才结束。人们在腊八那天要熬腊八粥和泡腊八蒜，腊月二十三过小年，除夕非常热闹，初一的光景却截然不同，到元宵节是春节的又一个高潮。直到正月十九，春节结束。

三、分清详略，练习朗读

1．分清详略：文中哪些部分写得详细，哪些部分写得简略？

（1）默读思考：请同学们默读课文，把详写的部分做上记号。

（2）集体交流：明确作者详写的是“腊八、除夕、正月初一、元宵”四个部分。

2．练习朗读：朗读详写的四个部分，注意读得正确、流利。

（1）自由练读。

（2）展示朗读：你觉得自己哪部分读得好，就读哪个部分。在朗读、评价、集体练习中达到把课文读得正确流利的目标。

四、深入详写片段，感受北京春节的热闹，体会作者的表达方法

在老舍先生详写的四天中，你最喜欢的是哪天呢？深入地读一读，勾画出自己印象最深的地方，结合自己过年的感受，做一些批注，准备和大家交流交流。

整个交流过程要注意读悟结合，在深入了解北京春节的习俗的同时，感受北京春节的热闹氛围，体会老舍先生语言的魅力。交流重点如：

1．腊八：熬腊八粥，泡腊八蒜。

（1）熬腊八粥：“粥是用各种米，各种豆，与各种干果熬成的。这不是粥，而是小型的农业展览会。”体会到老舍先生语言的通俗和有趣。

（2）泡腊八蒜：“到年底，蒜泡得色如翡翠，醋也有了些辣味，色味双美，使人忍不住要多吃几个饺子。”着重突出“色如翡翠”和“色味双美”两个词，体会到老舍先生语言简练，给我们呈现出一幅鲜明的画面，这也是老舍先生语言的魅力。

2．除夕。抓住总起句“除夕真热闹”来体会。

（1）从人们活动的角度来体会。“家家赶做年菜”“男女老少都穿起新衣”“在外边做事的人，除非万不得已，必定赶回家来吃团圆饭”，还有“除了很小的孩子，没有什么人睡觉”，足以看出人们差不多全都在庆祝除夕，当然热闹了。

（2）从“味、色、音”的角度来体会。“到处是酒肉的香味”“红红的对联”“各色的年画”“家家灯火通宵”“鞭炮声日夜不绝”，老舍从香味，到色彩，到声音，进行了全方位描写，充分表现了除夕的“热闹”，足见老舍先生描写的细腻。

3．正月初一。主要通过人们的活动来体会。

（1）与除夕“截然不同”：全城都在休息，多数铺户要到初六才开张。

（2）人们的活动：男人们在午前到亲戚家、朋友家拜年。女人们在家中接待客人。小贩们在寺庙外边摆摊，小孩子们则爱逛庙会，还有很多人参加赛马赛骆驼的比赛呢！总之，每个人都没闲着，或者走亲访友，或者逛街、比赛，可谓轻松自在。

4．元宵。主要通过对灯的描写来体会。

（1）勾画出写灯的语句，自由朗读体会。

（2）谈谈自己的体会。

灯的数量多：从“处处张灯结彩”“整条大街像是办喜事”“有名的老铺子都要挂出几百盏灯来”“家中也有灯”等词句就可以感受到。

灯的种类多：从“各形各色”“有的一律是玻璃的”“家中也有灯”可以感受到。

（3）老舍先生着力描写灯的数量多，种类多，目的是什么？

为了突出“元宵是春节的又一个高潮”，突出“元宵的确是美好快乐的日子”。这也是写元宵的总起句和总结句，作者采用的是总—分—总的段落结构。

五、回顾全文，体会详写略写的好处

引导学生经过讨论懂得：老舍在整体介绍春节习俗的同时，着力突出“腊八、除夕、正月初一和元宵”这四天，让春节的风俗习惯给我们留下更深刻的印象！这也是详略得当写法的好处。

六、学习“阅读链接”

引导学生体会到老舍爷爷在《北京的春节》里写“做年饭”和“吃团圆饭”都只写了一句话。但梁实秋和斯妤却写得很详细。同时懂得，同样写除夕，可以有不同的写法。在以后的习作中，我们也要善于灵活运用不同的写法，写出个性，写出特色。

[编辑本段]相关链接

1．老舍的语言风格

北京韵味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老舍是用地道的北京话从事创作的一位作家。他的绝大多数作品以北京为背景，例如，《骆驼祥子》《我这一辈子》《四世同堂》《正红旗下》。这些作品的语言，都富有浓郁的北京特色，犹如鲁迅的作品语言富有绍兴特色，沈从文的作品语言富有湘西特色，赵树理的作品语言富有山西特色一样。任何人读老舍的作品，都会感到语言富有北京韵味。

老舍作品语言的北京韵味，有赖于老舍的作品取材于北京下层市民生活。他自幼生活在北京，熟悉北京，为老舍运用北京语言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老舍一向注重从市民群众的语言中汲取有益的营养。当然，老舍创作时并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北京的地方语言，而是经过选择提炼和加工改造，然后再恰如其分地运用到作品中去。

通俗明白

老舍在语言运用上有着自己的一贯追求，他多次表述这种观点：“我不论写什么，我总希望能够信赖大白话；即使是说明比较高深一点的道理，我也不接二连三地用术语与名词。”“我还保持着我的‘俗’与‘白’。”老舍致力于“俗白”，所谓“俗白”就是语言通俗浅易，朴实无华。自然，老舍的“俗白”并不是粗俗浅露，而是精练含蓄、耐人寻味。

比如，《北京的春节》一文，朴素自然，不事雕琢，流畅通达，明白如话，没有难懂的字，没有拗口的句子，没有文雅的辞藻，也没有欧化句式。读起来，我们犹如在听一位长者拉家常、讲故事一样亲切有味。曹禺说得好：“他作品中的语言更有特色，没有一句华丽的辞藻，但是感动人心，其深厚美妙，常常是不可言谈的。”

幽默诙谐

幽默诙谐是老舍语言艺术的一个重要特色，也是他的语言艺术区别于其他作家的语言艺术的一个突出标记。老舍说：“文字要生动有趣，必须利用幽默。干燥，晦涩，无趣，是文艺的致命伤。”老舍对生活中的幽默极为敏感，并善于以机智与讽刺的形式来表现。作为语言鲜活色彩的幽默，它往往还要借助于其他修辞手法和语言要素的综合运用，来达到预期的效果。老舍小说经常运用夸张、比拟、讽喻、反语、谐音、曲解等修辞手法来构成幽默的情境。可以这样说，老舍是一个幽默的语言艺术家，他的幽默才华闪现在作品的字里行间，把“想得深”的思想内容，用“说得俏”的语言表达出来，含蓄隽永，充满浓郁的幽默色彩。

[编辑本段]北京春节童谣

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

腊八粥，喝几天，哩哩啦啦二十三；

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

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去买肉；

二十七，宰只鸡；二十八，把面发；

二十九，蒸馒头；三十晚上熬一宿；

初一、初二满街走。

扩展阅读：

1.老舍中国著名作家，名舒庆春、字舍予，满族。1899年2月3日生于北京一个贫民家庭。老舍父亲是清末皇城的护军，在抗击八国联军进攻北京中阵亡。

2.老舍先生七岁念私塾，以后在西直门私立第二小学堂、南草厂第十三小学、北京市第三中学读书。1918年由北京师范学校毕业后任北京市方家胡同小学校长、北京市北郊劝学员、天津南开中学教员。1924年夏赴英国，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华语教员。业余刻苦自学，并开始写小说。创作了《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三部长篇小说。1929年夏离英，途经巴黎等地，在新加坡滞留半年，在华侨中学任教，创作长篇童话《小坡的生日》。1930年春回到北京。1930年夏在济南齐鲁大学文学院任教授，利用寒暑假期写作，创作了长篇小说《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短篇小说集《赶集》、杂文集《老舍幽默诗文集》。1931年与胡洁青女士结婚。1934年夏至1936年夏在青岛山东大学任中国文学系教授，并继续写作。著有短篇小说集《樱海集》、《蛤藻集》与个人创作经验集《老牛破车》。1936年辞去教职，专门从事写作，创作了《骆驼祥子》、《文博士》等。“七七”事变爆发，11月济南失陷前夕，只身离济赴武汉。1938年8月武汉失陷前随“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迁重庆。自1938年3月至1945年抗战胜利，一直是该协会的主要***。这期间他团结和组织广大文艺工作者，利用各种文艺形式对爱国抗日做出了贡献。他自己也以团结抗日为题材，积极进行文学创作，写出了《残雾》、《国家至上》（与宋之的合著）、《张自忠》、《面子问题》等九部话剧；《火葬》、《四世同堂》（第一、二部）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集《火车集》、《贫血集》以及鼓词、京剧等。1946年3月受美国国务院邀请，老舍先生赴美讲学。一年期满后，留在美国继续从事文学创作。写完《四世同堂》第三部及长篇小说《鼓书艺人》。1949年10月正在美国养病的老舍先生接到周恩来总理请他回国的信后，立即回国，于当年12月回到北京。

地理学家竺可桢(1890—1974年)

竺可桢是我国卓越的科学家和教育家，当代著名的地理学家和气象学家，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人。建国前他先后执教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和中央大学，1928年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1936年出任浙江大学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他担任中国科学院第一任副院长，同时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等职。他还当选为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并于1962年光荣地参加了中国***。他为发展我国科学和教育事业，奋斗了半个多世纪，真正做到了鞠躬尽，呕心呖血，他不愧是我国近代科学家、教育家的一面旗帜，气象学界、地理学界的一代宗师。

竺可桢字藕舫，浙江省绍兴市人。于1890年出生在东关镇一个普通家庭里。他的大哥是一位从事语文教学的秀才。在家庭的影响下，他从小就在私塾里读书，学习十分勤苦。中学阶段，读书于上海澄衷学堂和复旦公学，后又到唐山路矿学堂读书。由于他学习努力，成绩卓著，五次考试都名列全班第一。1910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公费留学生，赴美国伊利诺斯大学学习农学。后又转入哈佛大学地学系专攻气象。哈佛大学求实崇新、自由探讨的学风，给他深刻影响。1918年他以台风研究的优秀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时年28岁。他怀着“科学救国”的理想，回到了祖国，先后执教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0年他受聘担任南京高师地学教授，次年，学校改称东南大学，在竺可桢主持下，建立了地学系，下设地理、气象、地质、矿物四个专业，并新任系主任。这是我国高校建立地学系之始。1927年学校又改名中央大学。在此期间，他一面担任地理系主任，主持日常行政工作；一面教授地学通论。气候学，气象学等课程，培养了我国第一批气象学和地理学研究及教育人才。张宝堃、吕炯、黄厦千、沈孝凰、胡焕庸等，都是这个时期培养出来的优秀学者。他还积极参加中国科学社，做了大量宣传工作。

在东南大学任教期间，他积极筹建校南农场气象测候所。1922年他主持购买了各种仪器设备，定期观测温度、湿度、气压、雨量、日照等项目。逐月发行南京气候报告。这是我国自建和创办气象事业的起点和标志。

1927年北代胜利，政府筹建中央研究院，下设观象台筹备委员会，分设天文、气象两研究所，担任中国气象学会副会长的竺可桢，又被任命为气象研究所所长。这时的气象研究所，既是全国的气象学术研究单位，又是领导全国气象事业建设的国家机构。竺可桢白手起家，克服了重重困难，努力发展我国气象事业，他首先领导了中国气象台站网的建设，提出了《全国设立气象测候所计划书》计划在十年的时间内，全国建立气台10处，测候处150处，雨量测候所1000处。在气象所成立的当年，就首先建成了南京北极阁气象台，这是我国近代气象科学事业的发祥地，也是当时中国气象科学研究中心和业务指导中心。在此期间，还开展了天气预报业务，拟订了《气象观测实施规程》，统一了观测时制、电码型式、风力等级标准、天气现象的编码等，开展了气象资料整编的出版业务。先后出版了《中国之雨量》、《中国之温度》、《中国气候资料》以及《气象月报》、《气象季刊》、《气象年报》等。1934年他发起成立中国地理学会。

1936年4月，他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历时13年。他以“求是”为校训，明确提出中国的大学，必须培养“合乎今日的需要”的“有用的专门人才”的进步主张，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团结全校师生，携带图书仪器，先后经浙江建德，江西吉安、泰和，广西宜山等地，于1939年底迁至贵州省遵义和湄潭。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他一面组织师生上课，一面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战，并为当地群众服务。在民主爱国的学潮中，他始终站在进步学生一面，保护浙大师生的爱国正义行动。办学中，他十分重视学生的入学教育和毕业教育，注意培养学生坚实的基础理论和广博的知识，注重学生的实践训和智能培养，注重师资队伍的建设。

1949年4月杭州解放前夕，竺可桢领导浙大师生，积极准备迎接解放。同时电告国民党政府，坚决拒绝迁往台湾。他一个人隐居上海，闭户谢客，迎接解放。解放后，他高兴地出席了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积极投身新中国的建设。新中国成立后，竺可桢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同时兼任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地学部主任、综合考察委员会主任、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中国气象学会名誉理事长、全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等职务。还被选为历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

作为新中国地学界的组织者和教育家，他倡导建立了许多新的研究机构，并培养了大批地学骨干力量。强调地理学一定要摆脱单纯描述，用最新的科学成果和仪器设备，进行定位观测，建立实验室，采用现代化的工作方法，综合运用生物、物理、化学、数学等基础科学方面最新的理论来进行研究论证。

竺可桢于1956年领导创建了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并一直兼任主任职务。他多次指出：要合理开发自然资源，发展国民经济，必须进行大规模的综合考察工作。综合考察应为国家和地方编制国民经济计划提供科学依据。其任务首先是调查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的基本特征与数量、质量，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与治理保护的科学方案。早在解放初期，他就急国家之所急，积极投身于海南岛、雷州半岛和广西南部以发展橡胶为目的的地理调查研究工作。1951年又组织筹建了西藏工作队。为治理黄河，他主持组织了黄河中游水土保持综合考察队。此后，中科院专门成立了综合考察委员会，组织开展了四项重大考察任务。其一是西藏高原和康滇横断山区研究；其二是新疆、青海、甘肃、内蒙古地区的考察研究；其三是热带地区特种生物资源的研究；其四是主要河流水利资源的考察研究。在他的支持下。仅 1956—1957年两年间，就先后建立了6个综合考察队。它们是：黑龙江综合考察队，新疆综合考察队，华南与云南热带生物资源综合考察队。长江、黄河流域土壤调查队，柴达木盐湖科学考察队等。此外，还组织了治沙考察队，南水北调考察队等。到他去世时为止，在他领导下，中科院先后组织了25年规模不同的综合考察队，参加工作的达100多个单位，1万多人次。积累了大批珍贵资料，取得了丰硕科研成果。

竺可桢热情地倡导和组织了中国自然区划、中国农业区划、中国国家地图集等重大科研项目的研究。在他的建议下，设立了国家海洋局、国家测绘总局和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他关心地质、地震、古生物、土壤、植物、动物、遗传、生理等学科的发展。他重视科学知识的普及工作，把科学研究和科学普及，比作科学的两翼，并在工作繁忙的情况下，仍撰写了大量科普文章，宣传科学知识。

作为卓越地理学家和地理教育家的竺可桢，不仅创建了我国最早的地理系，培养了一大批地理科学专门人才，而且在许多地理学重大领域和重大问题上，提出了创造性意见。他认为：地理学是经济建设事业中的基础科学，是研究现代地面环境的科学。因而应着重研究现代地表面的岩石圈、水圈、气圈与人类的相互作用，研究地球外壳结构及其组成部分的发生、发展、分布和各组成部分之间相互制约、相互转换的科学。我国的地理学，正是沿着这一方向健康发展的，在地理学研究方法方面，他十分重视地域分异规律的研究，早在1929年他就发表了《中国气候区域论》，开创了这方面研的先例。1958年他发表了《中国亚热带》一文，指出：不应将热带北界移至南岭，也不应将华北各地、东北南部和新疆南部都划归亚热带。他说：亚热带的气候可以这样规定：即冬日微寒，足使喜热的热带作物不能良好生长。每年冬季，虽有冰雪，但无霜期在八个月以上。作物一年可以有两造收获。他不仅提出了划分的标准，同时明确指出了亚热带的北界和南界。他的见解，得到学术界的公认。

竺可桢在气象气候学研究中的成就，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他早年就从事台风和东亚季风的研究，在气候变迁领域的研究中，更有着卓越的贡献。他持之以恒，锲而不舍，数十年如一日，研究了大量经、史、子、集，及中外文献，研究中国和世界历史时期的气候变迁。1961年他撰写了《历史时代世界气候的波动》，1972年他又发表了《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初步研究》等学术论文。前者依据北冰洋海冰衰减、苏联冻土带南界北移、世界高山冰川后退、海面上升等有关文献资料记述的地理现象，证明了二十世纪气候逐步转暖，并由此追溯了历史时期和第四纪世界气候、各国水旱寒暖转变波动的历程，发现十七世纪后半期长江下游的寒冷时期与西欧的“小冰期”相一致。最后指出：太阳辐射强度的变化，可能是引起气候波动的一个重要原因。从而为历史气候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论据。后一篇论文，可说是他数十年深入研究历史气候的心血的结晶，是一项震动国内外的重大学术成就，他充分利用了我国古代典籍与方志的记载，以及考古的成果、物候观测和仪器记录资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研究，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文章指出：从仰韶文化到安阳殷墟的二千年间，黄河流域的年平均温度大致比现在高2℃，一月温度约3—5℃；此后的一系列冷暖变动，幅度大致在1—2℃，每次波的周期，历时约400年至800年；历史上的几次低温出现于公元前1000年、公元400年、1200年和1700年；在每一400年至800年的周期中，又有周期为50—100年的小循不，温度变动的幅度0.5—1℃；气候的历史波动是世界性的，但每一最冷时期，似乎都是先从东亚太平洋沿岸出现，而后波及欧洲与非洲的大西洋沿岸。大变动的原因主要受太阳辐射的控制，小变动的原则与大气环流活动有关。这项研究，博大精深，严谨缜密，为学术界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赞扬。我国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每读一遍使我觉得此文功夫之深，分量之重，为多年所少见的作品，理应侧身于世界名著之林。”日本气候学家吉野正敏说：“在气候学的历史中，竺可桢起了巨大的作用。……经过半个世纪到今天，他所发表的论文，仍然走在学术界的前面。”

在气象科学研究中，竺可桢一向十分重视气象气候与生产及人类生活的联系。早在1922年，他就发表过《气象学与农业之关系》的学术论文。1964年他又发表了《中国气候特点及其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他运用植物学的原理，以太阳辐射总量、温度、雨量三个气候要素为依据，分析了我国气候的特点，气候与农作物生产的关系，论述了我国粮食作物在各地区发展的潜力及限度，为改革栽培制度提出了方向性的意见。这篇论文，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竺可桢也因之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

竺可桢又是我国物候学研究的创始者。他从1921年起就观察记录物候。1963年和宛敏渭合著《物候学》出版。内容丰富，文字通俗，，普及了物候学知识，提倡因地制宜，利用物候规律安排农事活动。此书一出就迅速销售一空。

竺可桢热爱中国***，热爱社会主义事业，1962年6月他以七十二岁高龄，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实现了他多年的夙愿。他品德高尚，大公无私，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他治学严谨，精益求精，持之以恒，实事求是；他关心青年，奖掖后进，待人诚恳，平易近人；他工作深入，认真细致，鞠躬尽瘁，艰苦奋斗；他坚持原则，追求真理，不畏强御，刚直不阿；他勤奋好学，联系实际，锲尔不舍，始终如一。他不仅在创建近代地理学和气象气候学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他追求真理、公而忘私的精神，他的治学态度和工作态度，也为青年一代树立了光辉的榜样。